一張新一輪國企改革的全國“地圖”正在徐徐鋪開。

　　8月上旬，北京市出臺《關于全面深化市屬國資國企改革的意見》，明確了首都國企改革的方向，這是市委市政府今年印發的第一個改革性文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有媒體統計，自去年上海率先推出“國資國企改革20條”后，截至8月底，全國已有近20個省市出臺國資國企改革方案。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國企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一直以來備受國內外輿論矚目。梳理近期互聯網上關于國企改革的討論可以發現，不少業內人士判斷，如今，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號召的鼓舞下，伴隨著各地方案的次第出爐，走過數十年歷程的中國國企改革，即將迎來一個新的重要歷史階段。

　　各地國企改革方案相繼出爐

　　雖然“國家版”國企改革方案尚未出臺，但三中全會公報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相關條文，無疑為各地方案的制定劃清了方向。

　　公報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這段論述寥寥百余字，卻鏗鏘有力、層次分明、重點突出；一個名詞十分搶眼，那就是——活力。

　　新階段國企改革的目標，正是要充分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而縱觀各地國資國企改革方案，雖各有側重，卻不外乎圍繞“釋放活力”這一主題展開。

　　上海方案“敢為天下先”。去年12月，上海公布《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打響國企改革第一槍。其中，“以國資改革帶動國企改革為核心”的思路，以及“建立公開透明規范的國資流動平臺”的舉措，引發業內人士的強烈關注，成為方案最大亮點。今年7月，又發布《關于推進本市國有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若干意見》，首次明確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邊界，令改革具備較強的可操作性。

　　重慶方案“一語驚四座”。重慶是國企比較集中的城市，今年4月，重慶市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未來三至五年，2/3左右的國企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適宜上市的企業和資產力爭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競爭類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實現證券化；培育3至5家具有全國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還提出，要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

　　廣東方案“千呼萬喚始出來”。作為經濟大省、國資國企重鎮，早在今年2月，廣東就亮出國企改革征求意見稿；但直到8月下旬，正式方案才面世。在這長達半年的時間里，廣東省高層親赴企業調研，方案歷經多番修訂、改動不少。最終出爐的改革方案，時間表十分清晰：2015年，全面完成國企公司制改造；2017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超過70%；2020年，競爭性國企基本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形成30家左右營收或資產超千億的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

　　此外，其余多地的國資國企改革方案都深具特色：山東方案提出“同股同權”，省屬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改革中堅持同股同權，股東依法按出資比例行權履職，董事、監事、高管要對公司和股東負責；天津方案突出“多層次”，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方面，提出“分類分層推進股份制改革”；江蘇方案為改革專門設置罕見的“容錯機制”，即有關單位和個人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中依法決策、實施，且勤勉盡責、未牟取私利，改革措施未達到預期目標的，應當給予包容。

　　“京版”改革方案三大導向值得關注

　　“在全國來看，北京的這份意見出臺時間不算早，但是一份比較實在的改革指導意見，而不是那種泛泛而談的東西，”圍繞北京市新出爐的《關于全面深化市屬國資國企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張文魁評價說。

　　在首都社會經濟發展中，國企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屬企業資產總額27208.5億元，已交稅費總額348.8億元，實現營業收入4715.2億元，利潤總額229.8億元。

　　然而，國企和這座城市的聯系，絕不僅僅體現在冷冰冰的數字上。京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深深地烙著國企的印記。公租房、保障房破土，蘊含著首開集團、住總集團、建工集團、城建集團、金隅集團的耕耘；豬肉、雞肉、糧油、糖酒、牛奶的正常供應，離不開京糧、二商、首農；鳥巢、水立方、磁懸浮等城市標簽，凝聚著國資公司、北控的心血；百年品牌義利，面包、糖果等一輕人的“杰作”，陪伴著一代代北京人成長；因歷史原因被雪藏16年的北冰洋汽水，2012年一回歸市場，就喚起很多北京市民的記憶，供不應求，當年就銷售190萬箱。

　　多年來，北京市在國企改革方面從未止步。近年，通過對市屬國企“調改剝退”、“調改合創”逐步形成了以基礎設施、公用服務業為基礎，以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支柱，戰略性新興產業初具雛形的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而如今，《意見》的出臺明確了新階段北京國資國企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發展目標、政策措施和實現路徑，為進一步提高國有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好地發揮國有企業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了戰略機遇。

　　北京市《意見》出臺后，迅速引起全國范圍內高度關注。通過梳理各方觀點發現，“京版”國資國企改革亮點頗多，其中三大導向尤其值得關注。

　　一是緊緊圍繞首都功能定位。《意見》明確指出，通過深化改革，使市屬國有企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國有企業成為提供城市公共服務、保障城市運行的主力軍，成為貫徹市委、市政府決策部署和承擔重大任務的中堅力量，成為落實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引領重點產業升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骨干，成為維護首都和諧穩定、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率。北京市副市長張工表示，這是在深刻理解、準確把握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和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提出的。市屬國企要緊緊圍繞首都戰略定位和特大型城市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處理好首都戰略要求和自身發展的關系，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特殊功能作用，在推動首都經濟社會發展中找準定位，在服務首都發展大局中履行好自身職責。

　　二是強調國有資本優化配置。《意見》的目標之一，就是到2020年國有資本配置效率顯著提高，80%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務等關鍵領域，并繪制了提高國資集中度的實施路徑。張工表示，“優化國資配置是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關鍵。目前，北京市國資分布過散、戰線過長，不少處于產業鏈、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要實現國資國企改革的發展目標，就必須提高國資的集中度。”

　　三是鼓勵民企參與國企改制重組。《意見》提出，加快推進市屬國企與中央企業的合作，鼓勵有誠信、有責任、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參與國有資本企業改制重組。此外，根據不同企業的功能定位，逐步調整國有股權比例，對城市公共服務類、特殊功能類企業，國有資本保持絕對控股；對競爭類企業，積極引入各類投資者，其中戰略支撐企業國有資本保持相對控股，一般競爭企業國有資本可以相對控股或參股。張文魁說，北京市《意見》提出推動一級企業的股權多元化，有利于一級企業推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進一步釋放企業活力，與其他已經出臺類似意見的省市相比，這一條足以“以一當十”。

　　新一輪改革或專啃“硬骨頭”

　　在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國企改革經歷了跌宕起伏的發展過程——

　　1978年至1992年，重點是“放權讓利”，賦予企業一定的自主權；1992年至2002年，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概括為“十六字”方針；2002年以后，以國資委建立為標志，進入到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國企改革發展的新階段。

　　與前幾輪改革相比，新一輪改革的背景和重點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已經不是當年可比。與此同時，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改革的命題不斷深化，進入攻堅階段，面臨著不少難題。

　　對于國企下一步的改革，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是加快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和深化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健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此外，還要致力于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完善，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提出，新一輪改革舉措對國企改革中的關鍵問題都有所涉及，有的還涉及深層的利益調整。比如，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則認為，經過了30年的改革，國企改革還有四塊“硬骨頭”要啃：一是“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如何實現，二是職工持股如何實現，三是市場化退出如何實現，四是企業辦社會如何分離。這些“硬骨頭”的存在，既有觀念、利益的問題，也有政策、成本的問題，要真正把這些“硬骨頭”化解掉，任重而道遠。

　　事實上，從中央和地方已推出的改革舉措來看，國資國企改革已經開始破冰前行。

　　中央層面，7月15日，國資委“四項改革”出爐，六大央企被置入四塊改革試驗田中，此舉“標志著國資改革進入頂層設計與試點先行同步推進的階段”。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此文件旨在解決飽受輿論詬病的“國企高管薪資過高”問題，“改革的推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勇氣”。

　　地方層面，從目前已出臺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省市的情況來看，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資本結構調整、企業分類監管等多個方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各省市都有相關闡述，其中，重慶、甘肅、江西等六個省市還明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體時間和指標。在國有資本配置方面，也都有明確的界定。比如，北京提出到2020年，80%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務等領域，并提出城市公共服務類和特殊功能類企業中的國有資本占到國有資本總量的60%以上。江西、甘肅、江蘇、重慶、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有“80%”的指標，要將國有資本集中到關鍵領域和優勢產業。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國企改革重在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著重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把國有資本用到最有利的地方，比如新興行業和高新技術行業。

　　擺正心態看待國企改革未來

　　國企改革，牽一發動全身。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微妙和復雜的一環，國企改革相關政策舉措常常被送上輿論的風口浪尖，接受各利益方的評價和衡量；而利益調整與輿論風險的復雜疊加，又再次加大了國企改革深入推進的難度。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地看待國企改革？

　　一是全面客觀地認識國企所發揮的作用。近些年來，國企被貼上了不少負面標簽，甚至有人公開稱“國企根本沒有在為中國做什么貢獻，是全國人民在白養這些國企”。然而，事實上，國企的發展壯大，一直是支撐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國經濟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數據說明，國企無論是在經營業績、利潤稅收還是在科技創新、海外競爭方面，都有著亮眼的表現。2013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內地企業已達89家，其中82家為國有企業。2003—2012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從10.73萬億元增長到43.42萬億元，年均增長16.8%；實現利潤從4951.2億元增長到2.57萬億元，年均增長20.1%；上交稅金從8361.6億元增長到3.72萬億元，年均增長18%。在科技創新方面，基本上國企囊括了歷年國家科技創新一等獎，而家喻戶曉的神舟十號與天宮一號成功交會對接、探月工程嫦娥三號任務圓滿成功、蛟龍號正式應用于深海研究勘探、4G移動通信技術投入商業運用、高新武器裝備研制等，都是國企帶來的榮耀。

　　放在全球視野來看，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持續，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產業競爭異常殘酷，國際經濟領域“大洗牌”事關未來中國經濟走向。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強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是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國企改革的現狀。改革，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從更大更遠的歷史時空坐標系中來考察國企的發展過程及其生存環境，我們便可以對國企改革的曲折歷程多一分理解。

　　國企作為企業，在數十年的計劃經濟模式下，它們體量大，與國民經濟“嵌入度”高，深入骨髓；作為單位，在“企業辦社會”的慣性下，它們代行了太多本該由政府或社會組織承擔的職責。國企今天所面臨的很多非議，本質上都根源于國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產生的矛盾，歸根結底，是轉軌過程中仍未徹底解決的“二元化”結構性問題。如今，崛起中的中國正在努力解決這一矛盾。有分析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背景下，新一輪國企的改革方向，將是定位于以市場的手段讓國企成為更具活力的市場主體，并向社會釋放更多“紅利”。

　　三是以成熟的心態謀劃國企改革的未來。改革，要“蹄疾而步穩”。在各地策馬揚鞭出臺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的同時，也有業內人士提醒改革要有相應的配套機制，不能操之過急。8月20日，一篇題為《合理定價才能防止國資流失》的評論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文中說，“如果沒有公開透明的定價機制，只能一對一協商，沒有參考價格，交易很難判斷合理與否。防止國資流失的關鍵就是完善價格發現機制。越多國企進入以交易所為代表的公開資本市場，國有資產的權益就越有保障。”與此同時，不少學者呼吁“國家版”改革方案盡快出爐，“中央和地方的政策銜接非常重要。”

　　滄海桑田，枯榮幾度。經歷了數十年滄桑的中國國企，將要開啟新的篇章。

　　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章摘自2014年第9期《前線》）